1942年，数十名伪军押送八路军交通员，距离日军据点100米时，一名伪军忽然对交通员说：“等下，枪一响，你就跑！”，事后才知，救他是凑巧了。
1941年，昌邑沦陷后，原本担任地方抗日干部的于海投降日军，被委任为“剿共挺进队”队长。此人熟悉乡村道路，也认得地下交通人员的面孔。更严重的是，于海曾参与破坏柳疃交通站，站长李洪被其杀害，这件事在地方志和回忆资料中都有记载。
渤海走廊那时已成为胶东与鲁中根据地之间唯一可用的通道。地形狭窄，两侧布满据点，一旦被彻底切断，两地联系就会中断。于海的存在，使这条线变得极不稳定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杨继尧被派入敌工系统执行任务。杨继尧的行动并非临时决定，而是经过组织批准。他通过熟人介绍，制造“吃不惯部队生活”的假象，混入挺进队。
这类渗透，在当时的八路军敌工工作中属于常见方式，档案中有不少类似案例。
刚进入队伍时，杨继尧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检查。他需要跟着巡逻、参与训练，还要在言行上表现出对八路军的不满。一个月后，杨继尧逐渐获得信任，又设法把战友王存仁接应进来。
两人分头打听于海的活动规律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
于海出门时警惕性很高，随身带枪，身边常有十几名护卫。此前锄奸队曾有三次行动，都因条件不具备而失败。这种拖延，让人心里很压抑。
事情的转机，出现在押送徐宁那天。
那天的队伍气氛明显松散。日军据点就在前方不到两里，许多人已经放松警惕。杨继尧和王存仁早就商定，一旦靠近据点，就利用混乱下手。这种选择有风险，但也意味着成功后撤离更有掩护。
就在准备行动时，杨继尧看见被押的徐宁。这个年轻交通员曾在交通线上出现过，面孔并不陌生。杨继尧心里一紧，他很清楚，一旦徐宁被送进日军宪兵队，地下交通线就可能暴露。
那一瞬间，他改变了原本只针对于海的计划。
绳子被悄悄松开时，杨继尧没有多说，只留下那句简单的提醒。随后，他迅速回到队伍中，等待时机。几秒后，王存仁开枪，于海当场中弹。杨继尧随即补枪，确保目标死亡。这种“补枪确认”的做法，在锄奸行动中是常规要求。
队伍顿时混乱，有人趴地，有人四散。徐宁借着这一瞬间冲了出去。枪声、喊叫声交织在一起，掩护了三个人的行动。
杨继尧与王存仁向西北方向撤离，利用地形掩护脱身。日军随后展开搜查，但没有抓到人。类似的失败，在当时的日军“治安战”中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在地下组织活动频繁的区域。
几天后，三人在根据地再次见面。没有多余的话，彼此都清楚，这次行动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还避免了一次可能的重大损失。
于海被击毙后，昌邑地区的局势出现变化。伪军内部开始互相猜疑，有人不敢再深入执行任务，也有人通过秘密渠道向八路军提供情报。这种变化，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资料中多有记载，说明锄奸行动的影响远不止一次刺杀。
同时，渤海走廊的交通逐渐恢复。村庄开始修筑地道，交通沟被重新整理，地下联络逐步稳定。交通员的行动也更加频繁安全的炒股配资网，徐宁后来继续从事这一工作多年，这一点在地方回忆录中也能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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